普惠金融概念进入中国十二年，终于迎来了迸发期。

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国际中上游水平。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这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在金融改革领域的重大进展，将发展普惠金融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确定了明晰的奋斗目标。

而近期，随着杭州G20峰会的举办，普惠金融再度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关注焦点。

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普惠金融对于加强金融包容性，支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此前召开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已讨论出若干有关普惠金融的重要决议，待峰会审议通过后，将成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业内人士认为，2016年的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中国金融进入了“普惠时间”。

普惠方兴，监管未艾

从2004年11月，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开通主页上为国际小额信贷年所译的“普惠金融”一词开始，普惠金融在中国落地生根。

多年来，发展收效显著。据2013年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中国普惠金融状况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部分领域甚至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如账户普及率高于中高收于国家平均6.7个百分点，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有个人银行结算账户56亿个，其中，农村地区人均账户数1.65个。

但依据国际通行的评价标准和分析框架，从金融服务主体的多样化、金融服务覆盖面、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满足度、金融消费者保护以及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等多个维度来审视，当前中国在有效解决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商业不可持续等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央行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中国虽然实现了基础金融体系的覆盖，但覆盖成本高。传统金融机构维持单个网点的费用超过每年百万元人民币，单笔信贷成本在1000元以上。金融机构的成本压力致使金融资源依然向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破解。

截至 2015年底，占企业数量九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仅占各项贷款总额的26.4%;涉农贷款虽然增长较快，占比依然不足3成。在中国城镇和农村每万人享受银行类金融服务人员的数量比为329：1，服务覆盖面有待大大扩展。

另据《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指出，截至2015年末，我国仅有10%的成年人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大量用户仍无法获取相关金融服务;此外，中国现有央行征信系统仅覆盖3.8亿有信贷记录的人群。正规金融体系只是为高盈利企业与高财富家庭提供服务，超过70%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好的金融服务。而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恰恰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

事实上，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为中小企业和普通百姓服务，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这一点无可厚非。普惠金融客户的金融交易规模都比较小，平均融资成本比较高，评估普惠金融典型客户的信用本来就很困难，在一个征信系统不发达、诚信缺失的市场尤其如此。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引入，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大数据甄别和计量风险，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消除了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使缺乏信贷历史的用户也能得到金融服务，服务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普”与“惠”的金融变革在技术红利下迅速推进。

一时间，打破传统银行垄断的金融创新不断，以P2P为代表一批的“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产品纷纷落地。高峰时，中国的P2P平台规模约为669亿美元，是美国的四倍，成为全球拥有P2P借贷平台最多的国家。

但盲目疯涨过后，监管隐忧凸显。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表示，网贷机构小额分散的经营模式是回归其普惠金融的本质，然而，目前大部分网贷机构偏离信息中介定位以及服务小微和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本质，异化为信用中介，存在自融、违规放贷、设立资金池、期限拆分、大量线下营销等行为，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349家，借贷余额6212.61亿元，两项数据比2014年末分别增长了49.1%、499.7%，而全国累计问题平台1778家，约占全国机构总数的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