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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战略窘境：君智新一代战略的中西融合实践

2025-3-11 11:09 收藏分享邀请

在全球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战略创新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自熊彼特提出“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理论以来,战略管理历经百年演变,却在近三十年面临理论突破的瓶颈。本文以君智战略咨询的实践为例,探讨如何通过融合中西智慧,在西方战略理论重“理”的基础上引入东方“情”的要素,构建“情理交融”的新一代战略体系,助力飞鹤奶粉、波司登羽绒服等企业突破增长困境,为全球商业理论创新提供新思路。

经济运行离不开企业的良性发展。企业既是创造就业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体。百余年前,“创新理论鼻祖”约瑟夫·熊彼特首次从经济学意义上定义了创新,认为创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强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

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诸多企业家已视创新为不竭的动力,企业各类创新层出不穷。其中,战略层面的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所创造的价值引领、所凝聚的智慧光辉、所规划的未来前景、所展现的巨大威力,是企业运营层面的创新所无法替代的。因此,指导企业制定战略的相关理论创新及思想迭代,不但应为企业所重视,对全球商业的发展来说也至关重要。我认为,要进行熊彼特所讲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战略创新亟需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这种新的生产要素,不应只是有形层面的要素,还可以是哲学思维、文化心理结构等无形层面的要素——在西方战略理论以“理”为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引入中国“情”这一核心要素,以情润理,如此,方能突破近三十年来的战略窘境,推动战略思想及方法工具的重大创新。

这些年,君智团队不断在战略领域探索情与理的融合,以中国传统文化及东方智慧中“情”的要素,弥补西方商业战略重“理”所带来的不足,形成新一代战略体系,并通过四大战略系统(战略研究系统、战略方向系统、战役战备系统、战略落地系统)协助企业直取消费者的人心。近年来,君智已助力数十家企业创造商业佳绩,协助飞鹤奶粉、波司登羽绒服、雅迪电动车等七家企业年营收突破百亿元。2023年6月,我赴哈佛Club、布朗大学和麻省理工分享新一代战略,现场有不少学者及商界领袖表示,东西方智慧的融合正是西方商业实战所需要的,这让我更加坚信商业领域的中西融合会带来巨大的蝶变力量。

一、破局:战略创新的窘境

在西方,战略(strategy)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os”,原意是“将军”(将军作为一个军事职务,在战争中要谋求胜利就必然要运用谋略,这样就必然会推动战略观念的发展)。现代西方战略管理学主要从西方军事理论、经济学理论、组织管理理论等发展衍生而来。19世纪,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开始使用“战略”字眼。1934年,约翰·康芒斯在其著作《制度经济学》中首次使用“战略因素”一词。20世纪中叶,“战略”一词被纳入公司的话语体系。20世纪60年代,“战略”被纳入管理学界——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将战略定义为“一种长期目标和企业的客观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合的资源和采取的行动”;伊戈尔·安索夫在《公司战略》一书中指出战略的目的是“使公司的能力与其环境中的机会相匹配”。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将产业经济学视角引入战略领域,《竞争战略》《竞争优势》等巨著为战略这一主题带来了学术上的尊重,并成为公司思考及商学院教学的一大核心范式。

伴随着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战略相关著作浩如烟海,已构筑起了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亨利•明茨伯格还将其归纳为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等十大流派。此外,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也受到商学院案例研究、咨询机构实践经验等方面影响,经验曲线、GE矩阵、BLM模型等都已成为商业人士广泛运用的战略分析工具。不过,《战略简史》一书作者沃尔特·基希勒三世在研究了近百年战略发展历程后却发现:1995年之后战略理论已经很久没有大的突破和创新了(It’s tough to identify any big new strategy ideas since 1995)。

为什么战略创新陷入了窘境?在我看来,一方面,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剧增,战略越来越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而通常来说各个学派只是从某个视角窥视战略、难以真正俯视全貌。另一方面,企业及咨询实践出来的成功方法往往领先于学界的理论迭代,但这些积累又分散在各个领域,缺乏更具宏观视野的系统创造。此外,一个衔毡榈南窒笫�,在升级商业理论时,人们往往重视情境或需求等各类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反而忽视了去剖析该理论底层所根植的文化心理结构、所浸润的传统智慧对其的深刻影响。因此,突破创新束缚亟需返璞归真,重新审视智慧之源的差异及影响。

二、溯源:中西智慧的陶染

数千年来,中西方的智慧、哲学及文化可谓双美并峙,各领风骚,差异体现在诸多层面。

首先,中西智慧探究原点不同。古希腊哲学家从“有”探究宇宙源起,如泰勒斯认为万物起源于水、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本原是火。古代中国智者强调宇宙源于“无”,如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强调大道无形、道在无常、无念为宗。

在“有”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家追求从各种具体事物和具体概念中抽升出一个普遍必然以至超越的“理式”,认为那才是真理所在,并以此抽象的思辨的“理式”作为标准或准则来规范具体世界。西方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概念意义上的世界(即纯粹思维的世界),另一个是感官的世界,认为感官所把握到的东西是生生灭灭的、但思维所把握的是不生不灭的,强调要超越感性紧跟理性,由此走向超越现实世界走向抽象世界的“理性之路”。受柏拉图的理念论影响,西方人认为接近真理需要创造、改进工具来实现,主张通过制造工具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由此带来了以工具为本体的思维方式,习惯用逻辑发展理论构建知识体系。

与西方重视抽象和逻辑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强调真理在感性之中,认为“道在伦理日用之中”,真理总是具体和多元的,是与人的生产、生活相关联的。中国没有所谓的离此多元具体而求普泛、离此人生而求超越,追求的是“一个世界(人生)”中的圆满,认为现实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生或人心问题。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提出“人生的意义正在‘情感本体’的建构、积淀之中”。与希腊哲学讲理知指导、控制情感不同,中国儒学等智慧更重视理性与情感的自然交融和相互渗透、合而为一——理知不只是指引、向导、控制情感,更要将理知引入、渗透、融化在情感之中。

中西方智慧的差异及影响,让中西学界、企业界及咨询界人士在进行战略研究、分析、制定时有着不同的底层思维:西方战略理论强调“理”,重在考察、推断“实体层面”的各种要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强调定量计算和量化分析,探究企业各种经营因素和战略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从而避免了战略思想的模糊性,极大提升了理论构建的科学性;中国人的底层思维大都认同“道出于情”“道在人心”,所以战略之道也就侧重于探测、考察、分析、权衡各个要素对“人心层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