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十年：2013年—2022年“逃出生天”

——产能过剩，产业链转移，品牌出海“破局”

随着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商贸流通体系日趋完备，加之中国劳动力市场成本优势，地大物博的原材料优势，让中国只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早已告别了物资匮乏的时代。

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随即爆发，尤为明显的是2013年的鞋服行业库存危机，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前三季度81家鞋服上市公司的库存货值累计近800亿，公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其中不乏七匹狼、森马服饰、美邦、安踏、李宁等知名品牌。

“因为前十年亚非拉国家大量订单涌入，这些地区（落后、物质匮乏）的订单有个特点，只要价格便宜、不追求品质，不断有返单，所以造成虚假繁荣现象，一批香水还没运到港口就臭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量‘工业垃圾’输入全球，后面把义乌的名声搞坏了。”吴劲洪如此吐槽道。

义乌小商品市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2016年发出构建“义乌好货”联盟的倡议，鼓励外贸升级，也就是鼓励货的供应链升级。原来义乌很多小作坊，因为品控不稳定、质量不稳定而将被淘汰。而2012年转型做自有品牌后的陶菊英，从最初没有产品标准，到后面每一个小螺丝、弹簧，甚至封箱密闭，都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保障产品线的稳定运行。并在去年，收购了福建的一家五金卫浴工厂开始扩产能。陈飞则在2015年，建立了自己工厂和自主研发团队，一部分满足自己剃须刀品牌的供应链需求；另一部分开放产能，接收外部订单提供产品定制业务。

2015年，阿里投资的快的打车与腾讯投资的滴滴打车偃旗息鼓，双方牵手合并，而经过一年的烧钱补贴大战，二者累计消耗24亿人民币，把“千团大战”后的移动互联网发展推向高潮，为后面“真香”的拼多多百亿补贴诞生，启发了灵感。这一时期，海淘、微商代购开始盛行。

从健身房行业抽身出来的李登科，在经历礼品定制行业进行二次创业，刚有起色又撞上了“八项规定”出台。迷茫中的李登科发现做微商是赚钱的风口生意，便借助义乌当地供应链资源优势，试图打造多个“微品牌”。

但真正让他尝到甜头的是拿到东阿胶，云南白药的细分品类电商代理，利用国潮IP做新品包装，意外收获爆款。这也为他第四次转型创业，IP赋能义乌好货打开了“天窗”。同样认识到IP会给义乌商品带来溢价能力提升的，还有小颖。

究其始末，还是2015年进口潮的到来，义乌小商品城领导让小颖去负责办一场“进口商品博览会”，得到了义乌当地海关、海外华侨、多个国家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在当年产生了巨大反响，该会连续办了五届，直到2019年底疫情出现暂停。而比它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上海进博会，在2018年拉开了序幕。

正如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刺激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义乌小商品城也希望通过进口贸易来发挥“鲶鱼效应”，激活国内供应链品牌创新升级。于是，一方面建立“综保区”，当地政府用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进口贸易商户；另一方面，创立自有品牌爱喜猫，主攻日用百货，并结合进口快消品，做成mini KKV线下好物集合店模式，主打下沉市场。

其中，爱喜猫的精品策略结合IP赋能，希望跳出义乌小商品的价格“内卷”，差异化市场突围，时尚文具就是主要品类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引流成本都太高了。小颖在2021年明确了“一盘好货”战略：把国潮IP赋能国货，与进口爆款相结合，而供应链整体SKU控制在4000以内，动销保持每年20%以上的新品更新。

2021年，李登科与他的合伙人，拿到迪士尼、敦煌莫高窟等动漫、国潮的IP，今年成立了“义乌IP产业协会”试图用“IP全网免费维权后分成+类目IP授权+核心供应链输出”的组合模式，为义乌当地的商品创造品牌溢价。比如，把过去一年300万的一个IP授权分到10家会员单位，每家每年只要30万，饰品、玩具是主要突破口，品类细分可以形成类目组合。

李登科的创业模式尚处于验证期，上半年主要从饰品协会进行切入，涵盖玩具、家纺、服饰等类目，当前有330多家客户进行IP授权合作。上半年北京冬奥会“一墩难求”，众多网友还指望义乌来解围，结果并没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义乌政府已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在过去两年召集小商品城高管和商户代表，开过多场会议，给出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只为撕掉义乌小商品身上“山寨”、“盗版”的标签。

来自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1519.3亿元，同比增长21.0%；一般贸易进出口606.1亿元，同比增长57.2%。看似逆袭增长的奇迹还在持续，当鲸商从调研的义乌外贸商家身上，明显感受到疫情期间他们有过焦虑、阵痛。

“2020年疫情一来，外国客户进不来国内，传统贸易形式走不通，海外的订单几乎没了，我们战略一直收缩，到今年5、6月订单开始恢复。”吴劲洪说道。而他的解决方案，是在YouTube、Facebook这些渠道去拓展新客源进行自救。

陈飞指出了同样的问题，“传统市场被线上电商冲击很大。疫情没来之前，我们线上收入占比达10~20%；疫情来了，我们线上占比达到90%，线下只占到10%。”他本人也十分懊悔，在2013年时曾有机会借助电商平台做出内贸品牌，但当时不够重视，试水后戛然而止。

陶菊英则直言，“疫情对我们冲击很大，原材料突然暴涨，还有些国家自身出现问题，比如斯里兰卡破产，一些货柜突然间就没了，之前毫无征兆。”在这期间，她一方面做产品聚焦，另一方面免费帮助海外客户的孩子来中国留学，间接在做中国文化的输出，加强了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关系。

在义乌当地从事仓储物流30多年的冯建国指出，“这两年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市场里40—50%的外贸商户都不需要仓库了，都是厂家接到订单后，直发报关、拼柜出海，最多在港口周边的周转仓停留两三天。”

因此，义乌小商品市场不得不变，把自己调整为国际贸易的服务集成商角色，2020年上线Chinagoods数字贸易平台，整合了线下商户供应链资源，为跨境客户提供国际仓储、物流、支付、订舱等贸易服务。

内外贸“两条腿走”，结合义乌小商品市场“一盘好货”的供应链战略实施，Chinagoods举办“全球采购商最喜爱的中国小商品票选”，是在挖掘除“爱喜猫”之外，能代表义乌品牌升级的项目，去海内外市场磨砺出国货新势力。 

展望未来

回顾过去四十年，义乌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从一个“不毛之地”变身为举世闻名的“世界超市”，趟出了一条通往全球的商贸流通大道。期间，抓住了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红利，在传统商贸时代发挥着引领作用，以“一盘货”为中心，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集群。

然而用“平台经济”的视角来看，不可否认，义乌一定程度上错失了PC与移动两波互联网红利，原因来自诸多方面。但随着消费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零售消费回归产品本质，对供应链也就提出更高的要求时，也将倒逼义乌“一盘好货”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

国内外消费者，都向往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对应“内外贸双循环”数字经济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而义乌此次能否跳出传统电商发展路径，在产业互联网加速渗透时，以数字化贸易方式挽回遗憾？值得期待。

同时，面对全球疫情蔓延、俄乌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贸易摩擦、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等因素波动，深处全球化大潮中的义乌难以独善其身，势必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如此情形下，那群义乌商人又该如何破局？

如果用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风险投资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给出的方法论：平常心拥抱变化，面对风险波动，要有复原力和强韧性，并在不确定中，寻找到确定性，利用自己最擅长的优势，发挥其“凸性效应”。

放在整个商贸流通领域，流量不是不确定的，团队、产品与供应链体系应该是可以确定的。这些方面，鲸商在义乌对多位商家代表的走访调研中感受到几点：

第一，供应链升级，不仅要把产品视觉升级、品控升级、品牌升级，更要把过去一些以欧美为主导的生产标准，其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家要从过去恶性竞争旋涡中游出来

。第二，疫情加速洗牌，两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坐商思维还不变就是在等死。产能过剩，要敢于主动做“减法”，商家要质量而非数量，聚焦拳头产品打透细分市场。

第三，国货出海，中国最缺的还是品牌，用技术创新带动品质提升，像华为在海外市场打趴爱立信的方式，所有的品类品牌都有机会再做一遍。

第四，在交付服务端，现在义乌每天约2700万单快递量，以Chinagoods云仓为例，如何用数字化仓储、分拣、算力，服务到直播业态、爆款业态等碎片化订单需求；同时满足一些垂直类目的数字用仓需求；帮助工厂货或产业基地，建设数字化前置仓。

第五，接班传承的问题，95后、00后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再走上一辈义乌经商的老路，他们兴趣爱好更广泛、职业选择也更多，那不妨引进资本或品牌孵化加速器，把供应链能力开放出来的同时，把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转型，才更有机会做大做强。

以上，只是过去40年，义乌供应链变革的“冰山一角”，与一群勇于谋变的义乌商人，在创业路上的时代缩影，他们对于下一个十年的摸索还在继续。

中国首席商业资讯门户；更多内容请关注本站各频道、栏目资讯。

免责声明：凡本站注明 “来自：XXX（非中国商业网）”的新闻稿件和图片作品，系本站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信息传递，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