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摊位”，蕴含着消费活力与创富动力。

西周《周礼》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地摊。这种经济形式，在农耕社会里几经浮沉，于北宋迎来了黄金时期，《清明上河图》中那些挑担的小贩、牵着牛赶着驴骡的农夫、杂耍的、卖艺的、悠闲赶集的各色人物，就是最好的佐证。

《清明上河图》局部画卷 北宋 张择端

市井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意思是有商贩经营的地方就是市井；而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相关史料证明着“摊贩”是各地主要的经商形式。这两个词诞生于民间，也在民间流传至今，因此一提到“市井”，大多数人就会联想到“地摊”。

中国人对地摊上的烟火气，有着最天然的向往。改革开放以后，做买卖不再被视为“投机倒把”，此前几乎已经绝迹的小商小贩或走街串巷，或练摊卖货，重新出现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义乌就是这一波地摊经济的先行者。在那个年代，前赴后继的义乌商人，带着一盘货走南闯北，把“摊贩”这种贸易活动发扬光大，推动了全国的商贸大流通。

最近二十年间，摆地摊几经浮沉，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中曾一度被“边缘化”，终于在2020迎来了“春天”：中央文明办明确将“马路市场”从全国文明城市考核指标中剔除。随着政策松绑，长春、成都、怀化、许昌等地陆续重启了这项夜间经济活动；而在去年，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诸多一线城市也逐渐松开了对市井摊贩的限制。

“宽街无闹市，窄巷存旺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缩影。 

用市井的烟火，“重燃”消费

3月2日晚，夕阳的余晖尚在，义乌宾王市场已经开始躁动起来。

一辆停在地摊摊位许久的劳斯莱斯有了动静。车主下车后，打开后备箱，里面装满了琳琅满目的小饰品，几秒钟就切换到了卖货模式，把接地气和高大上的反差演绎到了极致。粗粗望去，这样的“豪车摊位”竟然不在少数。

整个夜市里，最火爆的区域就是日用百货用品区，这里遍布着经营摊位，一眼望不到尽头。人流往来中，一个摊位前挤满了顾客，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人。拨开人群，发现被大家哄抢的是外卖中经常附赠的“易拉罐湿纸巾”。

一会儿的功夫，湿巾就兜售一空，老板娘黄惠芳擦着额头上的汗，笑着表示，样品带得太少了。“我有次外出旅游看到类似产品，觉得很新奇，就回来自己改良。经过几年的不断优化，丰富创意，现在每年可以完成500多万元的内外贸销售额。听说小商品城办了采购节活动，立马就来了，我刚到这一会儿，就有很多采购商过来咨询。”

她对鲸商谈到，一个易拉罐湿纸巾批发价不足2元，但出口后在国外商超会卖到2美元左右，如今通过Chinagoods，她还为全世界的小微摊贩、社群团长、电商机构供货，一直供不应求。

市井好货节开幕首日，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除了正在举办“市井好货节”的宾王市场，这幅“千灯夜市喧”的画卷，正在全国多地同步上演着。市井摊贩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也有“先有市，再有城”的说法。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摊”上，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尽管类别不同，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平价”。

平价经济，并不是新物种。被称为“10元店”的名创优品，就是非常典型的平价品牌，在名创优品之前，创始人叶国富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曾火遍大江南北的“2元店”哎呀呀。2009年时，哎呀呀门店数量达到了2000多家，零售额高达12亿。

金融危机过后的2009年，催生出了随处可见的“全场2元”；而疫情过后全面放开的2023年，同样孕育出了平价的“市井消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背后折射的规律，可以看作特定经济周期下的“平价产品偏好趋势”，又称“口红效应”。

这种规律由来已久，曾伴随着经济波动，频繁出现在欧美日韩等国家。背后的原理在于，当消费者预期趋于理性时，会减少大额开支；但他们的消费欲望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平价非必需品释放出来，来满足心理层面的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不过，地摊经济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因为当下的环境更为复杂。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外迁”，对外贸造成了不小冲击。最近有很多视频显示，在上海港、宁波港、天津港等重要港口，停放了海量空置集装箱。

商务部在2月初就对此有过解释，“我们现在外贸领域的主要矛盾从前两年的供应链受阻、履约能力不足转变为外需不足、订单下降。”在出口显露出疲软时，由消费带来的内循环就对恢复经济增长显得至关重要。

在今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都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国家第二次确保消费的“优先地位”。

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是因为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里，消费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根据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贡献，从2008年的44%，逐步提升到2021年的65.4%。

消费的扩大，来源于居民收入的提升。摆地摊，一方面能够释放老百姓的“理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成本较低的创业形式，也能够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居民收入，这些都是内循环链路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正在义乌举行的“2023市井好货节”，也是通过平凡的市井烟火气，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行动。

可以说，由一盘货所组成的市井经济，是由当下国内外双方因素共同催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但“重新归来”的地摊，也在迎合时代的变革，穿上了数字化的“外衣”，把这盘货摆到了Chinagoods小商品城APP、百度爱采购、阿里1688等各种平台上。现在，这种线上地摊有个时髦的名字，叫做“云摊”。

从地摊到云摊，尽管销售场景变了，“平价”的特性却没变，因为这市井好货，都是从义乌这个供给“源头”走出去的。 

从地摊到“世界超市”，一盘货编织出“创业梦”

“鸡毛鸭毛换糖喽……”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里，有一个硕大的拨浪鼓；对于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义乌人来说，儿时最盼望听到的就是货郎担“咚咚”的拨浪鼓声。久远的童年记忆里，这些挑货郎肩上挑的扁担如同一个百宝箱，用鸡毛鸭毛就可以换取糖块、玩具等。

义乌“鸡毛换糖”的行商风俗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新中国成立后，义乌一直是普世意义上的“贫困县”，不仅地少人多、不宜农耕，交通也不够便利，既不靠海，也不靠边。

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永远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或许是“穷则求变”，上世纪70年代起，不少农民由“鸡毛换糖”起步，开始沿街摆摊；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破冰，“七山二水一分田”的义乌在县委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建立了最早的小商交易流通市场。

第一个小百货市场，稠城镇湖门 1983年金福根 摄

作为最后一代“挑货郎”，义乌的“吸管大王”楼仲平见证了整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型与发展。80年代，他拖着20个麻袋，挤上绿皮火车，把义乌的商品辗转卖到了乌鲁木齐、喀什、柳州、南宁、北海等大半个中国。在这些地方，他带着“流动摊位”，沿街叫卖小商品，卖完以后，又将当地的商品扛回义乌销售，如此往返于义乌与株洲之间。

“我们当时整个村有三分之一都这样出去跑货，有点像后来说的‘专业村’。”楼仲平回忆道。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许多像楼仲平一样敢闯敢拼的义乌商人，用“串货”、“摆摊”的方式，把来自义乌的小商品输送到了全国，形成了最初的产业集群效应。

到了90年代，尽管小商品市场经过飞速发展，开始出现了“前店后厂”和“专业村”的现象，但摆摊依旧是当时创业的主要形式，因为成本低，只要勤奋，就能赚到钱。这一时期，马云、宗庆后、钟睒睒等未来首富都有过从义乌进货、回去摆地摊的经历。

卖袜子起家的楼国英从1997年开始摆摊，夫妻二人晚上收摊以后一起去厂家拿货，第二天在市场上出摊卖货。“我当时怀着孕，但很有干劲，第一年就存了几万块钱。”从拿“一点货”，逐渐发展到小量批发，再到现在，她的“亲霞”牌裤袜，已经发展成为网络爆款的专供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