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老一辈企业家的思维碰撞与商业手段的较量中，暴露出的价值体系混乱、对规则的漠视以及集体协作精神的缺失，都令人怀疑这样的“后浪”究竟能不能把“前浪”推到沙滩上。

　　从创业大潮中浮出水面的年轻一代创始人，尽管接受过更为完整的现代教育和先进技术与创新思维的洗礼，但在与老一辈企业家的思维碰撞与商业手段的较量中，暴露出的价值体系混乱、对规则的漠视以及集体协作精神的缺失，都令人怀疑这样的“后浪”究竟能不能把“前浪”推到沙滩上。

　　这就是我在看完浙江卫视《我是创始人》这档创业真人秀节目之后的直接感受。一直被指责有心机的王思明在第三期节目的复盘阶段说了一句话为自己辩护，“创始人不应该有心机吗？我觉得在中国这是必须的。”王思明以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的特殊性为自己开脱，继而将“中国式”的心机和手段运用到商业竞争中，这番辩解听来让人心情复杂。

　　王思明的行事方式争议一直很大，在年轻创始人中也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在很多年轻创业者特别是互联网创业者身上都能够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对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西方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极为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视颇具“中国特色”的行事方式为商场生存法则。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恰恰反映出年轻创业者价值体系的混乱。

　　相比董明珠、张良这样的老一辈企业家，后浪队成员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的问题有着更为深层的因素，而不只是简单的商战经验不足。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体系的混乱

　　创业的过程是艰难的，很大原因在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创业者很容易形成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价值观，而这些手段从道德层面看往往是不光彩的。《我是创始人》中后浪队信奉的很像是一种“创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使用一些必要的不光彩的手段赢得竞争是一种理所当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不因自己的不光彩手段而产生羞耻感反而认为理所当然，这种价值观让我想起我们的邻国日本来。美国学者曾对日本文化下过一个定义叫“耻感文化”，在日本很多人会因自身利益而冒犯到他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

　　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是去年一名中国人在日本打车遭遇拒载的事件，出租车公司高层在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公司经营史中的一大污点和耻辱，随后三名高管登门道歉，期间三次90度鞠躬征求乘客的原谅，并对公司全体员工加强服务意识教育，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受耻感文化的影响颇深。

　　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追本溯源来自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认为这是一套可用于创业者身上的正确的价值观。遗憾地是在《我是创始人》这档节目中，后浪队的表现让人觉得年轻创业者为了赢得竞争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第二期节目中后浪队在采购商品时试图采取垄断的方式让前浪队无法完成任务，第四期节目中后浪队全体又以拉群发红包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对手掌握证据的情况还矢口否认。显然，后浪队将这些并不光彩的行为视为必要的竞争手段，明明能够“有所不为”却非要“不择手段”。

　　我们不得不承认，“适者生存”的创业达尔文主义对年轻创业者的影响之深，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年轻人创业的指导纲领，但在求生的过程中他们失去的东西似乎要更多。

　　规则意识的淡薄

　　中国企业在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中曾被屡次指责不遵守国际贸易准则，而是“不按常理出牌”，以自己的方式来展开商业贸易。不过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这种指责已经越来越少了，老一辈的企业家在与国际企业合作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很强的规则意识。但是在年轻的创业者身上，对规则的漠视现象依然存在。

　　后浪队的黄欢在第四期节目中语出惊人：“创始人就是要打破规则，建立规则，如果不能打破规则还创个屁业！”显然规则对于黄欢这样的创业者来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她看来规则和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面，事实上任何创新都应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展开。泸州老窖董事长张良用了一句话作为点评：“红灯是不能闯的。”

　　后浪队规则意识的淡薄在节目中有很多表现，并且对不遵守规则有着各种各样的说辞。除了黄欢搬出的“创新”说之外，我记得另外一名队员还辩解说创业很艰难，首先要保证活下来，如果为了生存可以做出一些破格的举动。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逻辑破坏了创业环境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业环境。反过来，不遵守规则的创业者又以商业环境的恶化作为为自己不正当行为开脱的理由。

　　如果为了创新和生存就可以打破规则，那么当所有的企业都不遵守规则时，可想而知商业环境将会更加恶劣，那种情况下又何谈创新与生存？

　　集体主义的崩塌

　　中国企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过分强调集体意识，个人的能力被压制个性被抹杀，在集体中是螺丝钉式的生存。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又迅速进入一个个性被大力推崇的时代。然而个性在长久压抑之后得以集中释放，又让我们走进了集体的反面，集体主义彻底崩塌，个人特征过于鲜明，继而以自我为中心，反对任何集体与权威。

　　与前浪队明显的集体化分工协作不同，后浪队成员个个性格鲜明自有主张，往往听不进去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权威。黄欢指责王思明“太自大了”，王思明认为黄欢太自我，不尊重别人意见。王海川根本不听工作人员指挥，完全忽视队长的存在，越权宣读任务卡。到了复盘投票环节，几名成员互相揭短指责推卸自身责任。种种表现都反映出后浪队整体缺乏必要的集体意识。

　　当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权威时，集体或者说团队的概念是不成立的。这也是前浪队多次批评后浪队不团结的原因所在。

　　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U盘式生存”，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手艺，不必非得进入一个公司或组织也可以获得很好的生存。这让许多职场人觉得自己凭借一项技能到任何公司都能生存，在一家公司工作不顺利不开心了随时可以走人。我认为罗振宇提出的这一概念是对集体主义进一步的瓦解，对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巨大冲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年轻人的生存困境，但站在企业发展的高度上并不是件好事。

　　后浪队的成员在各自的企业里都是最高决策者，他们的管理才能和工作能力也许让他们认为自己在任何组织中都有生存之地，但当这个U盘插在后浪队这台电脑上时，却发现与其他“U盘”发生了冲突和不兼容。过于鲜明的个人特征让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集体完全失去了运转效率。

　　集体化的管理模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合今天的企业，但如果过分推崇个人的力量，反对集体和权威，显然会让企业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

　　人情社会的遗毒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不该讲人情的时候讲人情，这就是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企业经营中也同样如此。

　　董明珠曾经讲过自己一段亲身经历，她哥哥给她打电话说一个经销商请他帮忙拿点货，董明珠非但没有帮哥哥的忙，还停了那个经销商半个月的货。她哥哥后来写信说要跟他绝交。因为这件事，董明珠一度被人指责“六亲不认”。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董明珠并非六亲不认，也认识到了在企业中讲人情的危害，中国也逐渐开始褪去人情社会的色彩。不过非常遗憾地是，在《我是创始人》中后浪队的表现再次让人看到了人情社会的影子。

　　王海川曾在投票环节自作主张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要保护女性，也就是不能让女队员出局。坐在休息室的王小川听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很明显，王海川是在保护王思明，抛开二人的同学关系不说，哪怕是单纯地出于保护女性目的也不应该。在企业经营中如果出现损失，过错在谁，谁就应该承担责任，也理应按照规则出局。如果在这个时候不顾原则反而讲人情，无论对其他员工还是企业都不公平，难以服众。

　　向来不合的黄欢和王思明达成共识不投对方票，另外两名因为王海川有言在先不投女队员票，结果无辜的卢庚戌成了人情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不是误伤不误伤的问题，而是到了胡闹的程度。如果换做后浪队这些成员是当年的董明珠，相信格力也不会走到今天。

　　急功近利，缺乏远见

　　前不久与一个销售音响设备的朋友聊天，他讲到德国一些厂牌在做工上真的能够感觉到一种“工匠精神”，也正因为对细节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品牌的声誉，但同时也因此产能不足无法获得更大的利润。有些品牌后来被中国的企业收购，立刻被降低标准实行大规模量产，最后虽然在短时间内赚到了钱，品牌声誉也毁于一旦。

　　中国的创业者往往急功近利缺乏远见，一开始的目标很清晰，但是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因为眼前的一点利益吸引，逐渐偏离了目标。这一点在《我是创始人》中也有所体现。第三期的任务目标很明确，就是宣传漆雕艺术，而后浪队在直播过程中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虽然拉来了人气，但是把任务忘了个一干二净。

　　企业创始人很容易被眼前取得的成绩所蒙蔽，就像做音响一样，销量做起来了，所有人沉浸在喜悦中，把初衷忘了个一干二净，最终毁了品牌。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制造业中有很多，都反映出中国企业家的急功近利和缺乏远见。凡客的陈年如果始终能够做好衣服的品控，也不至于有今天这张万字忏悔书。

　　《我是创始人》这档节目，“真是核心，秀是手段”，这是泸州老窖董事长在节目复盘环节说的一句话。后浪队成员的表现尽管有秀的成分，但却反映出其在商业战场中的真实一面。这种“真”里有对商业规则的漠视，有对集体和权威的不屑，也有对功利的过分追逐。总而言之，这种“真”很“中国”。但在真正的商业场上，我更愿意这种“中国特色”只是一场子虚乌有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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